遂古之初，谁传道之？

上下未形，何由考之？

冥昭瞢闇，谁能极之？

冯翼惟像，何以识之？

明明闇闇，惟时何为？

阴阳三合，何本何化？

圜则九重，孰营度之？

惟兹何功，孰初作之？

斡维焉系，天极焉加？

八柱何当，东南何亏？

九天之际，安放安属？

隅隈多有，谁知其数？

天何所沓？十二焉分？

日月安属？列星安陈？

出自汤谷，次于蒙氾。

自明及晦，所行几里？

夜光何德，死则又育？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——天问

科学家、诗人还是政治家？

这似乎不是问题。大家都知道屈原是政治家，也是诗人，怎么会是科学家？！请看看他的《天问》，如果从战国时代开始，人们追寻他“问”的难题，中国的自然科学怎能得不到发展。

整个《天问》的内容，大约可分为七个大部分：问天文、问地理、问四方奇怪之事、问夏史、问殷商史、问西周史、问春秋与楚国史。当然，七个部分中，问夏、殷、西周三代史实是全诗主体部分，问楚国史则是全诗提问的根本宗旨所在。所以，在屈原那里，对自然、对天地的叩问都是指向政治的，指向那绝非理想的现实。可是，在2000多年的历史中，又有几个政治家有如此的文采，又有几位叩问过天地间的种种奇异。可是，屈原没有从事科学研究，或者朴素的自然研究，他的叩问纯粹是诗性的。当楚国大势已去，三闾大夫没有选择退隐，去书写诗歌，去研究自然，而是自沉汨罗。充满想象力的天真政治家就这样走了，留下的是完美的政治人格和士大夫传统，而对天地万物的叩问和探寻随他而去。

问天地还是问人世？

为什么会出现奸臣让屈原郁郁而终，为什么士大夫的命运总是凄凉，为什么希特勒会降临在德国，为什么19世纪的中国被人鱼肉...这些是自然还是人世，自然和人世有区别么？如果他们都是科学的领域，那么物理学就可以取代一切的科学。科学技术的发展无益于社会的进步，更无力解决伦理、情感问题。当有人求助于经济学、政治学、社会学去探讨“士大夫”的命运时，另一些科学家则更愿意从心理学的角度去阐释罪恶、贪欲、崇高和善良，这答案似乎更应该让生命科学家来回答。

最近国内有一种观点认为，西方传统是探讨人和自然的关系；中国传统是探讨人与人的关系，所以中国在科技上落后。这明显是存在问题的，西方文明的传统主要就是希腊传统和希伯来传统。希腊的理性精神叩问天地的一切，也审视世间的政治制度，他们甚至嘲弄奥林匹斯山上的众神。而后来居上的希伯来传统，历来讲的是人和神的关系，当尼采宣布上帝死了，人们似乎失去了信仰，掉入了精神的真空，是希腊精神再次引导着人们迈向现代。中国呢，虽然一直强调伦理关系，但对天、自然、道的禅悟从来没有停止过。有些事情很难说清楚，一般地说，西方真正推进科技发展的是大学的出现，而大学正是中世纪的神学家们讨论上帝能否站在针尖上的平台，斗转星移，藏书、建制、学科体系都便宜了近代科学的发展。中国也出现过类似的机构，书院、寺院、道观，都是可以清心做学问的地方，也确实在这里产生过大量的著述，只是与科技擦肩而过。实际上，换个思路来说，实际需求是最大的推动力。宫殿的建造、航海的需要、军事装备的革新，是传统的需求。像珍妮机，不是生产发展的需要，而是扩大的市场对产品的需要，迫切要求极大提高生产率，而且这种要求是持续加强的，而唯有这件事没有发生在古代中国。而地大物博的古代中国，几乎永远也不可能存在发生这种需求的可能性。

所以，我觉得，中国人从来不缺乏叩问自然的精神，只是在科举与儒教的大旗下，忘记了我们另外一种传统，它不仅是屈原诗性的表达，易经的运算方式更是深入到古代知识分子的心灵深处。

中国科技的希望在于学术积累与学术自由，也在于实际的驱动力。今天，驱动力不可谓不足，但学术体制并没有因为驱动力的存在而改变而适应。如果屈原在世，他一定会赞叹于王的内政外交，他要做的一定是以三闾大夫的高官，专心于自然。如果让他再选择一次，他一定会为学术的苦难自沉。